前一阵遇到一个在北京一旅店工作的朋友，他刚开完北京市里一个旅店的会议回来。问开什么会，说是下达通知，信访人员不准提供住宿，而且还培训怎么识别信访人员。听介绍，培训的内容还挺细，把信访人员分成三大类，一种是个人信访者，一种是来自于某一地区的信访小团体，一种是来自于某一单位的信访小团体，他们都有不同的特点，比如个人信访者喜欢向人述说心里的冤屈等等。
以前听说过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能住宿，现在又扩大到了信访人员。
前几天看方力钧的画展，其中有个他早期的作品，画里有个对联，上联：“我不敢说”，下联：“我不能说”，横批：“我什么都没说”。
晚上和老婆出去庆祝结婚4周年，带上儿子在外面庆祝。庆祝时手机上gtalk响了两下，朋友发的信息：foursquare被墙。 回来一看，原来是很多人这一天在敏感词广场Check in。 还有这么多人记得，甚慰。
中国有诸多的优秀传统，，最让我欣赏的传统就是记史。记史由来已久，据传在黄帝时期，仓颉为左史，沮诵为右史，二者都是史官。据《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朝就有正式的史官。 史官还分很多种，唐朝刘知几的《史通·史官建置》中说：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历代的史官记录下的《二十四史》有3219卷，4500多万字。 这还不包括更加浩如烟海的民间私史，野史，地方志。顾准曾批评“史官文化”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也有人批评史官的记述有文过饰非之嫌。但就是这样的史官群体，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的故事。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齐太史”身膏斧钺”的事迹，齐南史的不畏强暴，秉笔直书，几千年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官的典范。
—–（摘自《中国史官的厄难》）
中国古代的史官大都有这样”秉笔直书”的好传统，《史通》中提出了对”秉笔直书”的定义：“不掩恶，不虚美”，就六个字但要做到很难。很多史官为了”秉笔直书”而掉了脑袋，甚至遭到满门抄斩。也正是史官们付出血与生命的记录，才让我们这个国家有了记录翔实的几千年历史。 而不像一些国家只能从传说中去寻找自己的过去。读史使人明智，都说中国人聪明，记史的传统是不是在其中居功至伟呢？
虽然记史的传统历经几千年，史官的传承经历了几百代，但也有些朝代是没有史官的。 比如三国时期的蜀汉就一直没有设置史官，弄得陈寿写《三国志》时，关于蜀汉资料非常缺乏，写的就相对单薄许多。 但偶有的断层并没有阻碍中国记史传统的延续，这让我们现在能读到完整的《二十四史》。虽然经历多次的朝代更替，但这个伟大国度的精气神却一直传承下来，而史书则是这精气神一直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读了很多史官的故事就忍不住要问：“谁是新中国的史官”？ 台湾有个国史馆，但那是记录中华民国历史的。zhonggong有个党史研究室， 但那是党史而非国史。 中国社科院有个历史所，看他们网站上的介绍都是怎么研究别人记录的历史，没说怎么记录新中国的历史。 新中国眼见就要庆祝成立60周年，这六十年来是谁在记录新中国的历史？ 难道几千年来史官的传承已经消逝？ 如果记史的传统消逝了，会不会整个中华文明都会渐渐消亡？
今天又听到一个谣言，一google，发现流传还挺广。 这个谣言是2003年凤凰台的一期《时事开讲》栏目中传出，当时主持人是董嘉耀， 说出谣言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沈志华， 他说：
我研究朝鲜战争，据我了解，朝鲜的几个战争纪念馆根本就没有志愿军的展出，任何一个字、一个画面都没有，他的教育就是这场战争是咱们自己打的，你给他打死那么多人，损失那么大，从多少年来朝鲜的展览都是这样子，其实这个中国政府其实也都知道。
这个纯属谣言，我曾经在2005年秋天去过平壤的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 里面有一个馆是专门讲他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对朝鲜的帮助，里面就有很多关于志愿军的资料， 当然不全是志愿军，还有苏联等其他国家提供帮助的资料（苏联当时对朝鲜的帮助比很多中国人知道的要大的多，不只是提供武器，担任防空的空军主力基本是苏联空军）。在平壤市内还有专门用来纪念志愿军和中朝友谊的友谊塔。去平壤前，数码相机丢在了丹东，所幸还有个胶片机。因为胶片带的不多所以在平壤拍得也少，纪念馆没拍，但拍了友谊塔。
我们家族有两个人做为志愿军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我们全家上去献花，并鞠躬致哀。同去的中国游客也都献花并鞠躬。 友谊塔基座也是个纪念馆，进去看了，里面有志愿军营以上军官牺牲名录，据说第一个就是毛岸英。我们家族的两个亲属都不是军官，所以也没兴趣看。
请参看三年前写的一些流传甚广的谣言。
2003年11月23日晚，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因群众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而被迫辞职下台。他可以选择用武装力量镇压，但他没有，他说：“我不想历史这样记住我：一个允许流血冲突的人。我除了辞职，别无选择。”他说示威者：“不管他们是否爱我、是否尊重我，这些人都是我的孩子。” 当时指挥一个摩托化步兵旅，管辖反对派举行示威活动的鲁斯塔维利大街的军官发表声明：“如果谢瓦尔德纳泽命令他镇压抗议群众，他将公开‘抗旨’， 他不会把枪口对着格鲁吉亚人民”。
因为《记念刘和珍君》很多人都知道了段祺瑞政府曾经开枪屠杀过学生。可很少人知道的是，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曾 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 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1976年四月四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讨论平息天安门广场骚乱事件,会议决定由吴德负责组织落实处理,张春桥建议由工人民兵.公 安干警.卫戍区组成三联指挥部,统一部署统一行动,陈锡联提出,如果力量不够,我再从北京军区调两个师来,江青表示:要调部队来,要把坦克也开来,不仅要 保卫天安门广场,还要保卫中南海和钓鱼台,王洪文当即表示反对:不行不行,咱们部队装备的全是硬武器,真枪实弹,坦克刺刀,开进北京来万一和群众发生冲 突,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四月五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当晚天安门清场问题,会议决定从卫戍区抽调三个师参加清场,王洪文提出,民兵和部队可以多调 点,但一律不能带武器,江青冲王洪文说道:不带武器?你让我们的民兵和战士拿什么去消灭反革命!王洪文恼怒地一拍茶几,厉声道:要带武器可以呀!要开枪也 可以呀!反正我王某人不担这个罪名,你们谁敢下这道命令,现在就请签字吧!(王洪文此时是在座的中央政治局除邓小平以外的唯一的党的副主席,而邓此时已实 际上靠边站了). 资料来源:春风文艺出版社<<邓小平在1976>> 1993年3月第一版
据说二十年前xxx有个内部讲话，说要以牺牲xxxxx人的代价换来20年的稳定发展。这二十年中国确实发展了，变化很大。那些牺牲的生命大概就是为这二十年而献上的祭品吧。以后的中国还有很多的二十年，又拿什么做祭品才能确保以后的发展呢？
